张玲终于拿到了判决书，37岁的她期待着能远离那场噩梦。在乡下的十年里，她的生活被农活包围，打油菜籽、喂鸡鸭、做饭、照顾6岁的儿子，一切平静而平凡。然而，身体偶尔会露出异样：待在封闭的房间时头疼得厉害，有时会突然发火想摔东西，见到陌生男性会下意识躲避。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十年来从未离开过村子，也没有人来看过她。
直到2024年4月15日，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“失踪人口”信息时发现了张玲的新动向。她在派出所里讲述了自己从2010年起被关了近五年的经历。她曾是一名大学生，家在常德市区，后来被一个叫钟鹏的男人囚禁并侵犯，最终逃出来被人收留，留在乡下过上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。
十天后，桃源县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。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，但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。5月28日，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。10月15日，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
案件之外，在桃源县公安局和妇联的帮助下，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再次相见。妇联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，并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融入社会。
在母亲邓洁的记忆中，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。那天早上，女儿像往常一样去上班，临走前还说要给妈妈买新衣服。邓洁和丈夫张忠凯认为女儿懂事乖巧，从小自己上下学、做饭，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。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，他们安排好了一切，包括大学专业和工作选择。尽管如此，张玲感受到这种爱有时也会变成压力。
大学毕业后，张玲按照家人的安排回到常德工作，刻意保持与家庭的距离。但父母觉得她联系少了，行为反常。后来，张玲开始做小生意，表现出野心，这让家人担心她可能参与传销。为了防止意外，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，租了房子让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。这种怀疑和控制让张玲感到压抑，最终决定离开。
她找到了钟鹏——一个自称人脉广的中年男人，对方承诺给她介绍高薪工作。2010年1月22日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。当天是腊八，天气很冷，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，再没出来。
张玲就这样消失了。邓洁和张忠凯最初以为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，直到春节都不见踪影，才决定报警。此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三十多天。事发当天，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，小楼的所有窗户都用钢筋封着，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。张玲被推入一间小屋，手机和包被抢走，门被锁上。她本能地砸门大喊，但无人回应。钟鹏威胁她，声音太大就会弄死她埋在后山。恐惧让她不敢再发出声响，只剩下颤抖和哭泣。
困住她的房间狭小，几乎没有走动空间。每隔一周，钟鹏都会对她进行性侵犯，羞耻和憎恨不断累积。她尝试过绝食和挣扎，但最终败给了求生的本能。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，期待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，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。
据判决书，警方现场勘验笔录显示，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，居住房间狭窄、门窗封闭。钟鹏的女儿在证言中提到，钟鹏不准张玲下楼，若不听话就会遭到辱骂。外人不会知道，墙的另一侧，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。
在这间“牢房”里，时间变得漫长。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，常常感到呼吸困难，视力也越来越差。她失去了自由、尊严、人格，连阳光和新鲜空气都成了奢求。每到过年，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，她知道这是春天；当窗外响起花炮声，意味着又挨过了一年。她想念家人，特别是妈妈。
2014年的一次电话中，邓洁听出了女儿的声音。张玲提出需要1万块钱，嘱咐不要报警。邓洁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暂时不报警，约好交钱的那晚，张玲最终没有出现。此后，钟鹏变得更加紧张，不准张玲晚上开灯，安静坐着也会责怪她砸门。
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，钟鹏的大女儿放张玲下楼打扫院子。她试图逃跑，但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，很快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。鲁宁发现后，钟鹏开始转移张玲。几天后，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，让她立刻跟自己走。那晚，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，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。
2014年10月，张玲被带到桃源县热市镇的一座村庄，遇到了薛丹。薛丹不忍心看着张玲陷入危险，多次阻止钟鹏带走她。渐渐地，张玲开始信任薛丹一家，重获自由后的她依然难以适应。她洗了五年来的第一个热水澡，白天劳动，晚上睡觉，没有人再打骂她。她拥有了第一部手机，可以自由地联系任何人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。她种上了辣椒、毛豆这些常吃的菜，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。但她仍会时不时感到恐惧，厕所的异味让她不想上，大风把门吹得响，她会害怕。面对丈夫，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，平时他们分房睡。
她牵挂与钟鹏生下的女儿，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，但因为陌生，女儿只在周末才来一天。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，但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与钟鹏相像的面容，头就开始疼。
如果没被囚禁，人生会怎样？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。过去的她要强，考上了专科，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，拿到自考本科学历。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，只有她在学习，拿到了导游证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。
14年后再见面，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。张玲胖了、黑了，头发绾在脑后，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，架个眼镜。旧衣旧鞋一身土气，走路低着头，连方向都分不清，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。口音也变成了桃源话，只有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。
邓洁把她带回家，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。她最拿手的是播种、收割、洗衣和做饭。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，但她一件没要，觉得这些浅色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。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，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。
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。两人还没聊多久，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。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她就急着要走。一天凌晨，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。她告诉父亲想回去，临走前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。
邓洁愿意接纳女儿的新家庭，承诺帮她带孩子，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。但张玲清楚，走出来并不简单。她主动选择了封闭，在农村家里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。偶尔她还会被噩梦惊醒，至今不敢独自散步，但身处家中就能获得宁静和安全感。
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，重获自由的十年间甚至没有去过县城。在这里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和话语权。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，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。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，让丈夫去考电工证，丈夫照做，每天趴在桌前学习。
但在父亲眼里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。在家的五六天，张玲哭了好几场，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、拿奖学金，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“又老又穷”的男人。亲戚们再一次围住张玲，劝她减肥，劝她再想想未来。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让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，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，告别恐惧。
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。桃源县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，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，并做了心理疏导，让她慢慢接受真相，回到母亲身边生活。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，为她准备好了一切。收到判决书的当天，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，不再姓“钟”，随了丈夫的姓——她相信，这会是个新的开始。
